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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南南传佛教到中国南传佛教
——关于当代云南南传佛教身份变化的思考
黄夏年
摘要：现在要让云南南传佛教有更大的发展, 就需要把云南南传佛教的名字扶正, 强调它在现代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把原本属于地域性的云南南传佛教提升到中国国家佛教层面的南传佛教, 亦即将中国南传佛教替代云南南传佛教。用中国南传佛教提升云南南传佛教的地位, 不仅显示出中国大国佛教的气势, 而且还使云南南传佛教背靠中国佛教的大平台, 以中国南传佛教的主体身份进入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 以佛教文化者的身份出现在东南亚各国佛教界里, 在一个佛教的共同信仰旗帜下, 做好对外文化交流的工作, 发出中国声音, 讲述中国故事, 为“一带一路”倡议做出贡献。
关键词：云南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中国南传佛教;“一带一路”;
2017年4月8-12日, “第二届南传佛教高峰论坛”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举行, 来自中国、泰国、缅甸等国的学者与法师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围绕“和平同愿, 慈悲共行”的主题,对云南南传佛教与当代社会的关系做了评论亦南南南, 集中讨论了云南南传佛教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所起到的作用, 以及佛教与世界和平等主题, 对深入认识云南南传佛教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云南南传佛教称谓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当代云南南传佛教发展的思路是:正确定位、恢复传统、提升理论、发展文化之四个方面, 最终目的是建立现代化的中国南传佛教。云南南传佛教的现代化, 需要认识和讨论的问题很多, 首先应面对的就是身份问题, 云南南传佛教的名称该有什么样的定位?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在中外佛教界面前?这是涉及云南南传佛教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云南南传佛教的称谓要改为中国南传佛教。
现在说的云南南传佛教, 是指流行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一支南传佛教,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印度阿育王派遣他的儿子和女儿组成的僧团, 向印度洋斯里兰卡岛传去的佛教, 之后又从斯里兰卡向南传入到东南亚地区, 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从印度孟加拉地区传入缅甸的佛教。因为这是从印度向南传播的佛散, 按照传播路线的特点, 被称为“南传佛教”。又因为这一支佛教使用巴利语经典, 故又称为“巴利语系佛教”。再因为这一支佛教流行在东南亚地区, 故也称为“东南亚佛教”。但这一支佛教认为自己秉持的是印度部派佛教里的上座部理论教义。按印度佛教的历史资料记载, 在释迦牟尼佛圆寂三百年后, 佛教界发生第二次大分裂, 在原有的部派佛教基础上出现了主张改革的大众部佛教徒, 他们为了与上座部佛教徒争夺宗教市场和教内的正统地位, 将过去的部派佛教贬为小乘, 而将自己褒为走在大道上的车辆, 是大乘佛教。但是, 按大乘佛教的说法,上座部佛教徒从来没有承认过, 他们坚持认为佛陀创教以后, 掌握教团权利的长老一派, 亦即所谓的“上座”, 这些人都是寺院里面地位很高, 享有名望, 位居领导层, 受到尊敬的老一辈僧人, 同时也掌握了话语权和教义理论的发言权和宗教实践的指导权, 故称为“长老派”。南传佛教这一支在历史、语言以及僧人着装和寺院管理等很多方面, 与由印度经中亚之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北传佛教有着明显的区别, 而且在世界佛教界里占有特殊地位, 有着重要影响。
云南在地理上与东南亚的泰国、缅甸两国毗邻, 在这里长期生活的傣、布朗等民族在文化上一直受到这两个国家的佛教影响。因为这一派继承了泰国与缅甸两国佛教的特点, 属于印度佛教向南传播的系统, 亦称为云南南传佛教。又因为东南亚国家的泰国和缅甸等国自认为是印度佛教的上座部佛教派, 于是流行在云南地区的佛教也称为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 这一系佛教使用巴利语经典, 故称云南巴利语系佛教。这些不同的称呼都是根据当时传入国佛教的特点延续到云南后而出现的,表明了人们对云南南传佛教与传入国佛教的特殊关系及历史史实的认知。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 学者们仍称云南南传佛教为“小乘佛教”, 如“根据傣文史料记载和其他有关实地调查材料说明, 小乘佛教传入西双版纳, 既不是公元十二世纪, 也不是公元八、九世纪, ……”1993年学者刘岩在其著作《南传佛教与傣族文化》一书中, 对云南的“小乘佛教”做了重要说明:“本文所言小乘佛教, 概指南传上座部佛教。云南省西双版纳、德宏、思茅、临沧等地区的佛教, 均属巴利语系南传上座部佛教。”众多的不同名字, 反映了云南边陲地区佛教的流行情况, 又由于这一系佛教分别受到了泰国与缅甸佛教的不同派系影响, 而且经过千年传入之后, 这一系佛教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综合国内外佛教的各种情况, 笔者认为还是将其称为“云南南传佛教”比较合适。使用这一称呼突出反映了它的法脉传承特点, 也与世界佛教, 特别是传入国的佛教如泰国和缅甸等国佛教相接, 而且可以避免因传入后而受到不同派别的影响, 出现各种称名的混乱情况, 有利于对这一地区的佛教力量进行整合。将他们全部统一起来, 既能推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又符合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佛教发展的趋势。
更重要的是, 使用“云南南传佛教”的名字可以突出其在中国佛教中的特殊地位, 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因为南传佛教, 唯云南地区所有, 其他地区所无, “名不正则言不顺”。对它的称呼要正确地反映其特点, 将决定它在中国佛教体系中的地位。在中国大地到处都可以见到佛教影响, 遍布全国各地的寺院, 支撑起中国佛教的平台, 在整个社会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在诸多的佛教现象与形态中, 唯有南传佛教在中国佛教里面地位是最为奇特的, 因为这一支佛教不仅在中国云南边疆地区流传, 还在中国云南与泰国、缅甸两国相邻和接壤的边陲地区存在, 地域性很强。而且信仰这一系的佛教徒, 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傣族、阿昌族、布朗族等少数民族, 佛教一直是这些民族的唯一信仰, 并且形成了全民信教的传统, 具有民族性;他们从精神、习俗乃至教育、伦理、哲学, 以及日常生活都与佛教有着密切联系, 是民族文化的代表, 故又有明显的文化性;这一系佛教还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 一直与佛教的宗主国泰国和缅甸两国佛教界保持着密切的来往, 具有联谊性。总之, 云南南传佛教与泰国和缅甸两国的佛教有着历史的渊源和现实的联系, 这种血乳交融的关系是很难割断的。
中国佛教是由北传佛教的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以及云南南传佛教三部分组成的, 三者缺一不可, 地位十分重要。正是由于有了云南南传佛教以后, 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里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了, 因为在世界各国佛教中, 只有中国佛教是世界上唯一有汉传、藏传和南传之三传一体的国家。而在中国佛教里面, 只有云南地区才有南传佛教, 由此可知云南南传佛教在中国佛教中地位特殊, 不可或缺。
据有的专家考察, 南传佛教传入中国云南已有千年历史, 有史可征的也在三百余年。20世纪50年代以前, 由于交通不便和消息闭塞等因素, 佛教在这一地区呈现的是封闭现象, 与内地汉传佛教及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交流很少。50年代以后, 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指引下, 云南南传佛教与内地佛教界开始交流。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 云南南传佛教被纳入了中国佛教协会体系, 云南南传佛教的著名僧人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领导, 云南南传佛教与汉藏两传佛教的交流增多。特别是到了1980年以后, 随着中国交通与信息技术的改进和提高, 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重新得到贯彻与落实, 中国佛教开始走上复兴道路, 云南南传佛教也在祖国大好形势下, 有了很大发展, 走上新途。云南南传佛教除了与汉藏两传佛教保持频繁的交流之外, 还与泰国与缅甸两国的佛教界继续保持亲密的关系, 云南南传佛教不仅为人们所知, 且已经在海内外产生了影响。
以上之所以要考察云南南传佛教称名的变化, 就是想从事实上说明人们对这支佛教的认识, 要让云南南传佛教有更大的发展, 就需要为云南南传佛教正名, 强调它在现代社会所呈现得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从云南南传佛教到中国南传佛教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云南南传佛教也处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中, 开始对自己定位有了新的要求。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佛教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开始致力于向外走出去的活动, 与各国佛教界进行宗教与文化交流, 从而推动中国佛教在世界的影响力。云南南传佛教界利用自己处在边陲与东南亚和南亚各佛教国家的地缘优势, 以及区位文化特点, 积极开展与东南亚和南亚的南传佛教国家联谊活动。他们组团访问南传佛教国家, 与这些国家保持友好往来, 再续历史前缘, 将两国佛教界的友谊更加引向深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居士受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生前提出的北传佛教的中日韩三国黄金纽带设想, 提出南传佛教也存在一条中泰缅三国黄金纽带, 这个想法既体现了南传佛教的历史与现状, 而且有很强的理论性与操作性, 故受到云南省有关部门与佛教界的重视。
赵朴初居士之所以提出中日韩三国黄金纽带的设想, 除了与这三个国家有上千年交流史外, 更重要的是日本与韩国的佛教是由中国传过去的, 而且日韩两国的文化都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具体地说, 日本与韩国的佛教接受的是中国佛教, 是在改造中国佛教基础上才形成了韩国化与日本化佛教。中国传统文化讲宗法制度, 特别重视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宗族社会, 中国汉传佛教深受宗法制思想的影响, 也特别讲究宗派的传承和宗统与法脉, 并且形成了祖师禅佛教。日本与韩国佛教继承了宗法思想, 承认中国佛教的传入国地位, 所以当赵朴初居士向日本和韩国两国佛教界提出黄金纽带设想之后, 马上得到两国佛教界同意, 并且商定在三国连续召开中日韩三国会议。到2016年为止, 中韩日三国佛教会议已在北京、吉林、无锡、三亚等地召开了十九次会议, 无锡属于东海地区, 海南岛在南海, 北海与东海和南海联系起来, 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首创。
21世纪以后, 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强国行列,中国佛教也需配得上强国宗教的称号。当前中国佛教界在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下, 正在积极走出去向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特别是沿海广东地区的广州和深圳佛教界都积极组团前往南亚与东南亚国家, 云南南传佛教作为“一带一路”节点上的宗教, 又处在中国西南边陲地区, 历史上就起着联系中外佛教交流的重要作用, 现在则更应发扬传统, 响应政府号召, 积极参与到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事业中来。刀述仁会长与时俱进, 适时地提出云南南传佛教黄金纽带的想法, 为云南南传佛教跟上时代潮流, 发挥其自身特殊而积极的作用。
但是, 要如何发挥云南南传佛教黄金纽带的积极作用, 需要从理论上去做一番考察与讨论。赵朴初居士提出中日韩三国黄金纽带, 之所以得到日韩两国佛教界的支持, 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中国佛教在两国的佛教界中有重要的影响, 所以面对赵朴初居士的想法, 日本与韩国佛教界只能支持这个想法。但在中泰缅三国黄金纽带中, 云南南传佛教则是由泰国和缅甸两国传入的, 从佛教内部法脉传承的习俗来看, 以云南南传佛教的身份和泰国与缅甸两国南传佛教界沟通时, 云南南传佛教处在弱势地位, 身份上的不平等就使之处于下风, 这样的身份对大国佛教———云南南传佛教界来说肯定是不合适的, 而且让云南南传佛教从一开始就陷入矮化的情况, 因此身份的问题成为云南南传佛教走出去的瓶颈, 亟待解决。
当前中国佛教界在整体上都在为“一带一路”倡议服务, 走出去, 请进来, 过去是民间佛教交流的主要方式, 现在仍然还是中国佛教对外交流的趋势, 也是中国佛教走向未来的必然。云南南传佛教积极融入当代中国发展的潮流, 自动将对外交流作为当前佛教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用取得的成就来刷新历史, 用大国佛教的身份来避免尴尬, 最终走向亚洲和世界。
要解决云南南传佛教尴尬的身份, 就要首先考察一下国家、民族与宗教这几种身份会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 也就是说云南南传佛教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可以代表国家, 即作为中国的南传佛教唯一代表而在世界佛教界活动, 换言之, 作为中国南传佛教的主体与其他南传佛教国家进行联谊。二是可以作为中国云南地区的信仰南传佛教的民族宗教代表, 与境外同源的民族宗教进行深度交流。三是在东南亚南传佛教体系内部, 作为云南南传佛教代表, 与东南亚国家的南传佛教界进行交流。以上三种代表或三种身份, 实质上没有变化, 仍然是隶属南传佛教教派, 但就这三种情况而言, 所产生的效果不同。从国家角度言, 如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不在于国大国小, 不在于人多人少, 大家都是处在平等地位。从族与族之间关系来看, 不同国家的民族之间都是处在平等的地位, 正如佛教所说“平等一如”是各不同民族关系交流的基础认识。而从教与教之间关系来看, 在理论上一定是平等的, 符合佛教的平等无二的差别相等, 但是具体的认识上还会呈现出不平等关系, 这是因为从教派法脉与传承上讲, 因为接法的辈分而出现不平等关系。
云南南传佛教在教门内部就碰到了这样的“致命伤”。因为它是从泰国与缅甸传来的,决定了云南南传佛教只能属于这两个国家的南传佛教分支。又因为地域相近的特点, 这两个国家的佛教仍然影响着云南地区, 特别是传承和法脉上的天然关系, 当地的教门是不可能绕过去的, 所以才成为云南南传佛教的“致命伤”。虽然云南南传佛教代表了地域性的佛教, 但是从传承的角度, 受传国的佛教与泰国、缅甸的宗主国南传佛教作平等的交流, 会存在一定的话语权弱势。从民族宗教的角度看, 云南南传佛教与境外的同系南传佛教都是全民信教, 而且民族之间是平等的关系, 又是处在同一族源, 但由于面对的是两个宗主国佛教, 于是在民族佛教的层面产生了地位差别。
总之, 云南南传佛教在中国佛教里所具有的唯一性、民族性和联谊性, 决定了我们对它的认识。其中唯一性非常重要, 因为就没有其他可替代的东西。中国佛教是世界唯一集汉传、藏传和南传三个分支于一体的佛教,云南南传佛教的唯一性就是唯一的中国南传佛教,这样就把原本属于地域性的云南南传佛教提升到中国国家佛教层面的南传佛教亦南南南, 亦即用中国南传佛教替代云南南传佛教。南传和北传、国外的南传与中国的南传等各种派别, 都是呈现平等的关系, 亦即同念“佛”名是“字平等”, 同说佛言是“语平等”, 同尊佛身相好庄严是“身平等”, 同讲佛法是“法平等”。将中国南传佛教替代云南南传佛教, 这是四平等的体现。中国南传佛教替代云南南传佛教是在“体”上的平等, 而以中国南传佛教的身份与海外南传佛教的对接是在“用”上的平等, 体用一如, 转换自在, “体”是提高“用”的层次, “用”则是“果慧”的重要措施。云南南传佛教就可以摆脱在教内因法脉身份带来的尴尬, 而且让云南南传佛教上升到国家佛教的层面, 与其他南传佛教国家的教派在身份平等的前提下进行交流。换句话说, 云南南传佛教代表了中国佛教, 它的国际地位便提高了。
三、结语
一百年前, 中国正处在战争绵延、内忧外患的时期, 中国佛教也在这一背景下试图做一些改革, 挽救衰颓的佛教命运。云南南传佛教因为地处边陲, 游离在汉藏两传佛教之外, 仅仅在一些研究边疆地区民族文化的学者著作中偶有描述。20世纪50年代以后, 云南南传佛教进入学者视野,产生了很多调查报告, 但是对于称谓却没有引起重视,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 才重新回归正确的教名, 但是在身分上仍然没有摆脱历史的影响。今天中国已经进入强国时代, 在强国背景下从事的佛教活动, 就要符合强国宗教的身份。当代世界佛教里, 中国佛教无疑是核心之一, 也是最重要的一支决定性力量。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界里历史最久, 信众最多, 寺院最多, 经典最多, 译经最多, 仪式最多, 门类最全, 交流最多, 传播最广, 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中国佛教的影响。近年来, 中国佛教复兴, 对世界佛教贡献越来越多, 与各国佛教界的联系已经常态化, “走出去”正在成为中国佛教界的自动选择, 成为人间佛教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政府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强调与世界各个主体或单位在经济上合作之外, 还支持不同国家与群体的文化间交流, 走“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的政治新道路, 体现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信仰为特点的佛教命运共同体, 坚持的是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 只有特色之别的文化平台。云南南传佛教作为与东南亚佛教共同体中的成员, 完全可以, 而且必须要在当代世界佛教平台上发挥特殊作用, 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做出贡献。云南南传佛教背靠中国佛教的大平台, 以中国南传佛教的主体身份进入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 以佛教文化者的身份出现在东南亚各国佛教界里, 在一个共同信仰的旗帜下, 努力做好对外文化交流的工作, 用现代中国佛教的人间佛教理论, 走在世界南传佛教前的前面, 发出中国声音, 讲述中国故事, 以此突出中国南传佛教的特殊形象。
注释
(1) 王懿之:《西双版纳小乘佛教历史考察》, 载王懿之、杨世光编:《贝叶文化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年, 第410页。
(2) 刘岩:《南传佛教与傣族文化》,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3年, 第75页。
【作者简介】黄夏年,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民族宗教研究。
【原文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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