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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四季观念的形成可以从“春、夏、秋、冬”这几个字的本义见出一些端倪。“春”字最早见于甲骨文,本义是草的种子推土而出,开始生根发芽了。《说文解字》:“春,推也,从艸从日,艸春时生也。”作为季节的“夏”字是假借字,本义为“雄武的中国人”。《说文解字》:“夏,中国之人也。从夂;从页;从臼。臼;两手;夂,两足也。”假借指代一年第二季。“秋”字本义指成熟的庄稼,《说文解字》:“秋,禾榖孰也。”甲骨文的“冬”字像一根绳子两头都打了结,本义表示“终”。从“春、夏、秋、冬”这四个字的原初意义,我们可知,中国人从人文之初就与天地自然紧密联系。臧克和先生认为,春、夏、秋、冬四个字本义就是草木从萌动初生、盛大、成熟到枝垂叶落的生命历程。(《说文解字的文化解说》)古代不少文化典籍都有关于“四时”的记载。如《尚书·尧典》载有“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又如《逸周书》就有浓厚的“四时”观念,《逸周书·周月解》:“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依序体现农耕文化的生活节拍。

先民们一定是在长期的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四季观念的。先民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天文,所谓“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周易·恒》)“天地节而四时成。”(《周易·节》)“日往而月来,月往而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周易·系辞下》)由天及地、由地及人,人文活动也要顺应天地四时之序:“变通配四时”“变通莫大乎四时”。(《周易·系辞上》)古代医书《黄帝内经》主张人要“顺四时之序”。从个体的养生到国家治理,都应如此。

中国人养生讲究时令节候,春有春时,夏有夏令,秋有秋节,冬有冬候。如《黄帝内经》说:“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素问·宝命全形论》)“四时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气所在,以时调之也。”(《素问·八正神明论》)春天是“发陈”的季节,“天地俱生,万物以荣。”这个季节的养生之道是:“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素问》)相应地,夏天、秋天、冬天的天地之气不同,人们的养生之道也应相应变化:“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一年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与之相应,春天要养“生气”,夏天要养“长气”,秋天要养“收气”,冬天要养“藏气”。顺应天地阴阳则生,逆之则阴阳失调,有害健康甚至危及生命:“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少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太阴不藏,肾气独沉。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养生的重要一环是饮食,不同季节要吃不同的时令肉菜:“凡用禽献,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犊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周礼·天官冢宰》)为什么四季分别要用这八物呢?郑玄注云:“此八物者得四时之气尤盛。”又如:“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凡食齐视春时,羹齐视夏时,酱齐视秋时,饮齐视冬时。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随着季节的变换,人们的食谱也要随之变更,从中我们可知中国人饮食养生得天地之道、顺四时之序的生态智慧。

小到个体养生,大到治理国家,中国人讲究顺应天地四时之气。治理国家如果不顺应四时之序,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国语·周语》载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地震,伯阳父就这么解释这场地震:“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载周太子晋说:“唯不帅天地之度,不顺四时之序,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之则是依酱呀,以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说的就是治理国家如果不顺天地、应四时,就会国灭身亡的道理。古代史官就是系年记事,年又按四时先后顺序展开。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周礼》设官分职有所谓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这就是承天地四时之序。如郑玄注“天官冢宰”是“象天所立之官”,“地官司徒”是“象地所立之官”,“春官宗伯”是“象春所立之官”。人间的政治秩序遵从的是天地四时之序。

吕不韦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其中有“十二纪”,就是四季顺序、每个季节又分孟、仲、季三纪来结构编排的。在每一纪里面,先说当季天地节气物候特点,再说天子百官要做的事及注意事项。以孟春纪为例:孟春之际天地节气物候的特点是“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暤,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孟春之际的天气特点是“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相应地,天子百官要做的事宜及注意事项是:

王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榖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无聚大众,无置城廓,揜骼霾髊。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从我始。(《吕氏春秋·孟春纪》)

从天子日常衣食起居、迎神祭祀到躬耕籍田、教习乐舞,从禁伐木到无杀孩虫胎鸟、不兴兵。孟春如此,其他各季度的叙述维度和行为程式也如此展开分述。只是随着季度节气的不同是依酱呀,天子百官具体的行为规范也要做相应的改变,就像各季度天子百官的工作生活日程安排。春夏秋冬,年复一年,运转有序,其背后的基本文化精神就是遵循天地四时之序:“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如果违反天地四时之序则“风雨不时”“疾风暴雨数至”“霜雪大挚”,甚至“国乃有恐”“民大疫”。就农业生产而言,天、地、人三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农业生产过程要及时掌握农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是故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是故得时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气章,百日食之,耳目聪明,心意睿智,四卫变强,(见图一)气不入,身无苛殃。”(《吕氏春秋·审时》)中国人严格按照这个顺应天道、地理、人纪的日常运作图式,长期安祥地生活劳作在中华大地上。

图一

《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篇章布局及其天人四时理念对后世影响很大。章学诚认为,《吕氏春秋》的篇章结构影响了司马迁的《史记》:“自《左传春秋》依经起义,兼史为裁,而司马迁七十列传,略参其例,固以十二本纪,窃比《春秋》者矣。”又曰:“吕氏十二纪似本纪所宗,八览似八书所宗,六论似列传所宗。”(《和州志·列传总论》)《礼记·月令》的内容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基本相同,《礼记》顺应天地四时的观念也与《吕氏春秋》近似。《礼记·礼器》:“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时为大。”战国以来的月令纪时系统,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有成熟的天地四时观念。这跟中华大地多处于北纬30°左右有关,这一纬度的区域自然气候四季分明;又与中华文明以农耕为基础的文化基因有关,靠天吃饭的民族更热切地关注自然气候的温暑凉寒,也更懂得顺应天地四时对于生存的现实意义。

2016年,二十四节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代气象学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和生存智慧,中华民族很早就了解并顺应天地四时之序,与天地万物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从而和谐安祥地生产生活在中华大地上。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13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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