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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与吐蕃绵延150多年的战争天平中，有两个堪称砝码的国家——吐谷浑、南诏国。
这两个国家左右着河西陇右、剑南西川的战争格局，它们倒向哪方，战争天平便会相应倾斜。而南诏国的砝码性质，相比吐谷浑表现的更加明显。
因为，青海甘南广袤的草原地形，更有利于吐蕃骑兵纵横。而川西群山耸立的地貌，对唐蕃两军都是种折磨，能否获得土著势力的支持，成了关键性变量。
所以，唐蕃与川西诸羌间的关系，处于又拉又打、有合有离的状态。相比于散装的诸羌，体量更大的南诏，自然成了左右格局的主力。
在此背景下，南诏从唐到吐蕃，再到唐的轮回，既左右两国军事态势，也成就了两头蛮的“美誉”。
一、被吐蕃催生的南诏
隋末大乱之时，隋炀帝所建南宁州废止，云南地区各部纷纷据山自立，互不统属。
定鼎关中后的李唐，马上开始重建云南的统治，毕竟川蜀与关中，怎么看都像前庭与后院的关系。
在先后三次派兵招抚，重置州县的努力下，太宗时已基本恢复了汉晋郡县的规模。
从双方的力量对比来说，川西至滇洱的诸羌部落，对唐朝形不成严重威胁，应以各按其状的羁縻关系为主。
但唐朝是中原历史的豪劲时代，可这段豪劲岁月却不仅仅属于唐人。
在李世民摧枯拉朽干翻东突厥的同时，松赞干布横扫了高原其他政权。
两个巅峰时代迎头相撞的结果，是在之后150多年里，死磕了170多次。
吐蕃向东的强势渗透，导致滇川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倾斜。
两个霸主的掰腕子，让一个不起眼的小兄弟起飞。
当时，洱海周边有六个相对较强的诏（王），河蛮人的浪穹诏（洱源县）、邆赕诏（洱源邓川镇）、施浪诏（洱源三营镇）、磨些人的越析诏（宾川县）、哀牢人的蒙嶲诏（漾濞县）和最南边的蒙舍诏（巍山县）。
蒙舍诏因位于六诏最南端，史称“南诏”。
唐蕃云南角力期间，高宗以姚州都督府(云南姚安县西北旧城)基础，数次痛击蒙嶲诏等亲吐蕃势力，严重削弱了吐蕃的政治影响力。
为应对唐军攻势，吐蕃赞普赤都松赞于703年（武则天长安三年）率军入滇，结果死于阵中，可见双方争夺之激烈。
707年(唐中宗景龙元年)，唐军又趁吐蕃疏忽，拆毁架在漾水和濞水上的铁索桥，一刀斩断了吐蕃与洱海的交通线，将吐蕃在大理的势力彻底驱逐，并于今祥云境内刻文记功。
可惜大胜之余的唐朝有点飘了，不再猥琐发育，一味风骚走位，导致诸羌不堪忍受，纷纷转向吐蕃。
洱海六诏所在位置
而在此期间，南诏（蒙舍诏）却则一直在默默补兵发育。
凭借最先入贡唐庭的亲密度，南诏获得了极佳的发展环境。
以至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南诏出手攻灭白国(今云南弥渡县)，面对前年刚获唐册封的势力覆灭，李世民都表示“我没看见！”
到了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南诏诏主皮逻阁在唐的大力扶植下，先后攻取石和城(凤仪)、石桥城(下关)、太和城(大理南)、大厘城(喜洲)，全部占领“西洱河蛮”地区。
而后，又击溃受制于吐蕃的三浪诏(浪弯、施浪、邆赕诏三诏)，占越析诏之地(今宾川)，筑龙口城(上关)将吐蕃影响驱逐到浪穹（云南洱源）一带。
李隆基对这枚顺利发育的棋子大加赞赏，封皮逻阁为越国公，赐名归义，“以功策授云南王”。
南诏的迅速崛起，让唐朝的西南用兵深受其益。
唐蕃早期争夺的焦点在安戎城（四川茂县西）封疆疆v，高宗凤仪二年（677年），唐军在此据险筑城。
但这座本为防御吐蕃而建的城堡，不久便被蕃军借羌人支持而夺取，反成吐蕃的战略支撑点。
此后六十年间，唐军多次图谋均未成功。
738年，剑南节度使王昱调兵遣将，在左近另筑两城，试图以长期围困将其拿下。
但蕃军大举增援，在蓬婆岭下大败唐军，王昱只身逃脱，被贬而死。
安戎城让李隆基如鲠在喉，曾亲自主持作战部署。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在南诏的联络下，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联络上了城内的吐蕃人翟都局。
三月，翟都局等人放唐军入城，尽杀吐蕃将士，安戎城重回唐朝。
六、九月吐蕃两次派兵，均被唐军击退，兴高采烈的李隆基，将其更名为平戎城，以夸耀功绩。
但唐诏联合共御吐蕃的局面，也基本到此为止，随后两国关系断崖式跌落，南诏成了吐蕃的“兄弟之邦”。
二、弃唐联蕃的转折
一般来说，史料将唐诏交恶归咎于三个人——张虔陀、鲜于仲通、杨国忠。
此三人位居云南太守、剑南节度使、宰相，算是关键性岗位的关键人。
但两国关系从盟友到兵戎，仅责难三个人，似乎有甩锅的嫌疑。
毕竟能混到太守、节度的层级，哪个不是脑门锃亮的老狐狸？
要是没看到局势变化，就算精虫上脑，也必有收敛。
唐朝与南诏的关系，是种赤裸裸的互有需求、功能单一的关系。
唐朝需要一个有体量的盟友，协助抵御吐蕃，毕竟逐一拉拢散装的诸羌，效费比太低。
南诏则想仰仗唐朝拓展势力，而非仅定位于协助抵御吐蕃。
两国关系定位上的巨大差异，必然造成分歧与争端。
而这种分歧，被官员清清楚楚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748年（天宝七年），南诏王皮逻阁去世，其子阁逻凤继位。
阁逻凤主政后，继续秉持对外扩张的策略，连续率军打击滇池附近的诸蛮势力，将二十余万白蛮强行迁至大理，并派本族在滇东各要塞屯驻。
不受控制的南诏，让唐庭深感忧虑，开始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布局挤压。
时任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奉命开通从步头(玉溪元江县)至安宁（昆明安宁）的道路，并筑安宁城为联系南北的据点。
云南太守张虔陀则尝试在南诏国内部“掺沙子”，想用遭阁逻凤的贬抵的异母弟诚节为云南王。
唐朝的做法引起南诏不满，阁逻凤借机搅和，诸蛮纷起反抗，安宁城反倒落入南诏手里。
749年（天宝8年），唐朝无法容忍南诏的继续扩张，李隆基以熟知滇事的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决定以北攻南进政策，实施武力打击。
在这种大背景下，张虔陀与阁逻凤爆发了尖锐冲突，并以私人恩怨方式表现了出来。
750年，阁逻凤照例携妻女拜见张虔陀。
据说，好色的张虔陀见到王妃后魂不守舍，向阁逻凤索要王妃为妾，双方不欢而散。之后，张虔陀又“遣人骂辱之”。
阁逻凤对此多次申诉，但唐廷置之不理。
忿怨不已的阁逻凤，当年便遣大将攻姚州，破城杀张虔陀，城中百姓“皆被移隶远处”。
“张虔陀事件”成了诱发天宝之战的导火线，但究其实质，不过是唐诏利益关系，从合作走向激化的必然结果。
即便没有张虔陀，也会有赵钱孙李，各种虔陀。
751年，鲜于仲通率军征南诏，阁逻凤遣使谢罪，愿奉还所占土地、姚府战俘及所掠财物，复置安宁、姚州都督府，并陈述交战利害，恐让吐蕃渔利。
但固执的鲜于仲通拒绝了建议，扣押南诏使，兵发西洱河。
阁逻凤急遣使节至浪弯向吐蕃大将论若赞求援，论若赞“通变察情，分师入救”。
唐诏大战于西洱河时，蕃军从后方突袭，6万唐军团灭，鲜于仲通只身逃回成都。
击败唐军后，南诏彻底倒向吐蕃，阁逻凤派遣国中贵族60余人，入拉萨朝觐吐蕃赞普赤德祖赞。
赤德祖赞倒履相迎，洒下大把政治饵料，封阁逻凤为南国大诏，号东帝，给金印，约为兄弟之国，改南诏纪年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
又娶南诏赤尊公主（赤尊为尊号，吐蕃时期非特指某人）为妃，结秦晋之好。
再授阁逻凤之子凤伽异“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南诏朝中之官吏，皆受吐蕃封赏。
753年，玄宗命汉中郡太守司空袭礼率军至云南，希望复置姚州都督府。
阁逻凤乘筑城未就之际，派兵“绝其粮道”，唐军溃散，姚州地区被南诏牢牢控制。
宰相杨国忠为掩饰云南政策的失利，积极筹备再征南诏。
由于鲜于仲通之败将剑南兵备消耗殆尽，再征云南的军士，多从陕西、河南、河北募集，北方民众惧怕南方烟瘴多有逃亡。
杨国忠命人强制征兵，不从者铐送入营，三地百姓哭声震天。
杜甫目睹穷兵黩武对百姓伤害，愤而写下千古名篇《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
石窟中的皮逻阁形象
天宝十三年(754年)，唐军以李宓为帅，十万人马再入云南。
但就像首次天宝之战一样，失去诸羌协助的唐军，在滇西群山间步履维艰。
阁逻凤为增加唐军的后勤压力，以诈败诱唐军至洱海太和城下。
而后则据险守城，避而不战，李宓孤军深入水土不服，瘟疫蔓延，补给困难，不战自溃。
唐军见势不妙选择撤退，被蕃诏联军趁势追杀。李宓沉江而死封疆疆v，十万军兵再度团灭。
时至今日，大理地区依旧能看到天宝将士冢、万人冢、千人冢等历史遗存，在默默诉说悲凉的往事。
存于太和城内的《南诏德化碑》对此记载为，“时神州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我命大军将段附克等内外相应，犄角竟冲。彼方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雍水，三军溃血刃，元帅沉江。”
天宝战争的失利，对唐蕃诏间的三角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朝一系列边政处置的失误，让以共御吐蕃为目标的唐诏联盟破裂。
南诏以弃唐投蕃的策略，换取吐蕃为后盾，继续扩大川滇交汇区的影响力。
吐蕃则是唐诏交恶的最大获益者，形成了蕃诏联合攻唐的战略态势。
三国关系的此消彼长，意味着三方军力已成短兵相接之势，再无回旋缓冲的余地。
李宓沉江的第二年，“渔阳颦鼓动地来”，唐朝东北军区的胖子，给吐蕃送去了一份无比豪华的话费充值礼包。
吐蕃在之后四十余年里，豪取河陇、安西数十州郡，成就了一个疆域扶摇万里的大帝国。
《旧唐书·吐蕃传 》：“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虏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陕西彬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淹没者数十州。”
蕃军疾风暴雨的打击下，白居易的叹息显得愈发悲凉：
“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西凉伎——刺封疆之臣也】
在川滇之地，被揍得躺地上哼哼的唐军，也无力抵御蕃诏联军进攻。
天宝十五年（756年），蕃诏共取嶲州（四川西昌），占会同(四川凉山州会理县)、台登(盐源县泸沽湖镇)、昆明(四川盐源），进据清溪关（大渡河南），会同以下均归南诏所有，矛头直逼成都。
吐蕃则连克重镇松州（四川松潘）、维州（四川理县东北）、云山城，一样赚得盆满钵满。
连续挨捶后的唐朝，则失去了川西南“西抗吐蕃，南抚蛮夷”的据点，战略态势极度承压，只能以死守城垣应对。
不过就和唐诏联盟一样，蕃诏联盟也是各怀心腹事，吐蕃的极度扩张，也不符合南诏的国家利益。
即便在蕃诏最亲密时，阁逻凤所竖的《南诏德化碑》上，依旧赫然刻着“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敢昭告于皇天后土。”
《新唐书·南诏传》也记载，“（阁逻凤）揭碑国门，明不得己而叛。尝曰: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
不论这是否为掩饰野心的外交辞令，至少可说明南诏与吐蕃也不是一条心。
因此，当吐蕃也极度威逼后，南诏再次调转船头，以弃蕃归唐博取更大利益，便成了必然之选。
安史之乱后唐蕃诏疆域对比图
下篇我们将讲述，蕃诏怎么从两情欢愉，到逐渐转冷，唐蕃的战争天平，又如何因南诏向背，而上下波动。
参考书目：
《天宝战争及其影响》_张丽剑；
《南诏郑回的政治思想研究》_雷信来；
《南诏对惠吐蕃和战政策擅变考略》_肖亮中；
《边吏张虔陀与唐朝、南诏关系之破裂》_方铁；
《唐朝、吐蕃及南诏在西南地区的角逐》_李中和；
《论南诏的兴亡及其和唐、吐蕃的关系》_宋蜀华；
《论南诏与唐朝关系的动因及其他》_杨永福、黄梅；
《论韦皋在唐和吐蕃、南诏关系中的作用》_王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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